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陈云指出，要保证私营工厂每年获得10％、20％到30％左右的利润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拿下中国大陆。当时，共产党人并非笃定要实行计划经济。就好比，如果国民党人取得了胜利，就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吗？

共产党干部的待遇是计划经济的，是军事供给制。1950年7月，财政部规定对供给制干部实行小包干，生活费和津贴费一律折米供给，分大中小3种标准，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165斤，小灶225斤。当时彭德怀奉命进京商议志愿军入朝参战事宜，不与夫人同吃，因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 1952年7月起，各级政府干部津贴分为29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资分为1006分，最低区县勤杂员为85分。在关内每一工资分合实物的数量为：粮食0.8斤，白布0.2尺，食盐0.02斤，煤2斤。到1955年7月，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才完成。

但中共经济高层还是有市场经济概念的。1950年1月2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的名义回复了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副行长兼人保总经理胡景沄一封公文，原文如下——

“关于处理中国保险公司事，所拟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隶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以利用其开展海外保险业务。经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中国银行所设立，且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其领导关系的变更须经董事会决定，目前新的董事会尚待组成，故仍暂维现状，俟董事会组成后再作考虑，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员工愿和国家保险公司靠近，我们可加强争取团结教育，利用其多作些业务……”

这篇公文不过300字，却清楚地表述了共产党人尊重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理念和审慎的态度，展现了拒绝急功近利的氛围。

中国产物保险公司隶属于中国保险公司，系由中国银行1930年代全资创办。中国银行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官商占股各一半。1927年蒋介石来到上海，在宋子文和孔祥熙交替打压下，到1940年代，中国银行的官股几近98%以上，应属共产党人所说的官僚资本，其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亦当如此。

解放军进城，共产党人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却因中国保险公司的母公司“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只是一丁点的私人股份，而放开一马，堪称稀奇。甚至，6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对于所有者权益的尊重，也不过如此，时有侵害。

这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思路是相符的。之前，1949年4月刘少奇发表天津谈话，说：“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

在中央高层，对私营企业的存在，对公私合营的进程，都还有着长期打算。1952年6月，陈云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指出：“三害”和 “五毒”（即三反五反）已被大量扫除出去，这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正当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10％、20％到30％左右的利润。

陈云这番话虽然是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来保证市场经济主体的利润，但其出发点是要保留私营企业的，至少是一段时期。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几年后形势急转直下，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疾风暴雨般杀来。就像共产党人没有预料到蒋介石这么不经打、祖国河山呼啦啦仅3年就插满了红旗一样。

毛泽东是又喜又愁，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一天吃5顿也行

在农村合作社如火如荼之时，城里的公私合营也高歌猛进。火焰高涨，片水不留。1956年1月16日《北京日报》用诗一样的语言报道——

“在 1月15日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被飘扬的红旗和欢乐的人群淹没了，在数不尽的笑脸和金色喜字中间，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战士、学生和资本家，一起高歌漫舞，同心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益昌帆布工厂经理王先兆代表全市被批准公私合营的17000多户工商业者，感激毛主席教导他们认清了前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尽情地歌舞吧！尽情地欢笑吧！让我们首都人民永远记住1月15日这个日子，让我们用这一胜利时刻激励自己，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北京用10天时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上海怎么办？1956年40岁的资本家荣毅仁1月15日在上海市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上说：“全市工商界要在本月20日以前联合起来，一次申请公私合营，并且要求政府一次批准，来个满堂红。”

1月21日下午，上海50万人冒雨集会游行，庆祝上海进入社会主义。面对记者，荣毅仁指着自己的孩子说：“他们有的要做音乐家，有的要做工程师，就是没有一个想做资本家。”20多年后，1979年，荣毅仁建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出任国家副主席。再20年，荣家长子荣智健被媒体举为中国首富。

当时人们热情高涨呀，以为天下之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所不能。

比如对于麻雀，对于深翻土地。195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等文件。于是全国人们满房顶、满田野、满世界地打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对于耕地，要求在两三年内全部深翻一遍，且每3年轮翻一遍，深翻的标准是 1尺以上。

后来人们发现，麻雀还是有益的，于是替换为臭虫，但这四害至今未除；人们还发现，深翻土地并不能增产粮食，且闹得水肥流失、损害环境，现今流行的是免耕法。此是后话。

大跃进来了。1958年2月，薄一波提出钢铁企业的生产指标是620万吨，比上一年的535万吨提高19％。3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800 万到850万吨。6月，国家计委《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正式提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到了8月，农业收成的卫星一放再放，毛泽东说服大家赞成1070万吨的指标。几个星期后，毛又提出1200万吨的最新指示。

粮食最热情地响应了号召。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早稻亩产36956斤，但16天后“第一”就被湖北长春社中稻亩产43869斤抢走了。再过7天，广东省连县又放出中稻60437斤的卫星。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

毛泽东是又喜又愁。8月4日，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对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天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11亿斤，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斤。”

尽管毛泽东喜上眉梢，但在内心，他是相当焦虑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内部讲话，毛警告说：现在讲点黑暗，准备大灾大难……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疯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打起仗来无非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7月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国进行了3天会谈，期间，毛泽东并没有向赫鲁晓夫通告解放军将对金门进行炮击和封锁。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这个行动引起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部署海空军，还促使赫鲁晓夫决心取消刚刚在一年前签订的核武器技术协定。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高层为什么急剧地向计划经济转轨？这中间当然有毛泽东本人的焦虑，但也有共产党人整体的热情所致。50年后，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这样解释——

“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只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于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或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较低。”

江青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了

“文革”十年，是中国计划经济的经典十年。导师一挥手，万众紧跟上。只是，在有限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时有发生，令今人洒笑。

196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以急件发出《关于对出口运输保险一律不保罢工险的通知》。尽管“文革”了，但中国对外贸易不能完全阻断。而做贸易有两个东西不能少，一个是法律，一个是保险，罢工险是其中一个常规险种，中国人为何必欲除之？

当时的解释是：罢工险是对因工人罢工行动直接造成保险物资的损失，负经济赔偿责任，实质上它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利益，以抵制、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工具。当前，各国罢工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为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统治，摧毁日薄西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条件，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承保罢工险是失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对国际主义一系列教导的，是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我们决定予以废除。不保罢工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保险领域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不知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如果他听到30年后首钢的故事，该作何解释？

1990年代后期，北京首钢在秘鲁设立分厂，以当地市场价格雇用秘鲁工人。为和工人搞好关系，首钢请工会领导到北京首钢参观，介绍中国工人的工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情况。秘鲁人回去马上组织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要求与中国工人相同的待遇。首钢与秘鲁人一边谈判，一边涨工资，终不堪成本高昂，首钢秘鲁公司关门。无产阶级的秘鲁工人用罢工造了支持他们罢工的中国人的反，当如何解释？

当时的社会氛围确实狂热，非常自我，几至神经质。蜗牛事件堪称奇闻。

1974 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礼品玻璃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江青认为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要四机部把礼品蜗牛退回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并提出抗议。江青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了。”

实际上，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蜗牛并无恶意。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推迟了好几年，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引进外国技术的工作。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中国不再着急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了，而是发愁引进得太多了，最多时全国有114条彩电生产线。此是后话。

邓小平有两句经典的话，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是不争论

1977年邓小平实际上掌控了中国大陆，人们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定为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事后看来，中共当时并没有成熟的改革开放思路。邓小平有两句经典的话，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是“不争论”。实际上，中国社会只是回归正常，普世价值得以体现。

1977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乡下问一个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于是，万里弄了个文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此举立刻受到攻击。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楞两可，只有安徽和四川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话说得客气！

雇工是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小平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到现行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其实，邓小平未必看不清，未必心里没有准主意，以他的性格，是可以雷霆万钧的。1961年4月，邓小平到北京顺义县调查，在一个社队干部会上说：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管以前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当时，邓小平在中央里只排在六七位。

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 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设想的4个窗口作用，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也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

一边是有人往外跑，另一边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儿，1979年，城镇待业率为5.4%。国家一下子安排不了，当时的口号是广开门路，三扇门（国家、集体、个体）就业。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至此，主动的或被迫的，非国有经济开始大发展。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达1.02亿人，超过国企。

而在理论上说，1994年初，中国居民财产已超过国有资产。当年居民资产总数已达46000亿元，包括：储蓄15000亿元，股票市价不少于 3000亿元，各种债券5000亿元，手持现金1500至2000亿元，改革开放后农民住房投资不少于10000亿元，城镇居民拥有住房市价5000亿元以上，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财产1600亿元，外汇储蓄100亿美元。与之对应，到1993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34950亿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国百姓越发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达22.83万元。从1984年到2002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房产比重最高，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金融资产为7.98万元，占34.9%；家庭经营资产为2.77万元，占12.2%；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15万元，占5%。在家庭人民币金融资产中，户均储蓄存款为5.12万元，占69.4%，其次是股票（A 股），户均拥有金额为0.74万元，占10.0%。

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民众奋勇扑向市场经济之水。但这个堤坝还是很坚固的。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 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据报，1992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晓东3000元，蔡国庆3000元。和现在比比吧。

中国开始批发富翁。2004年中国内地首富是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提高到12.5亿元。

1986年，黄光裕跟随他20岁的哥哥黄俊钦北上做生意的时候，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半年后，两兄弟转战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门面。初时卖服装，后改卖进口电器。国美电器在1990年代后期经历了裂变式的增长壮大，店铺开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时，黄光裕也进入了房地产业，鹏润大厦写字楼让他赚到了钱。2001年1月，黄光裕成立鹏泰投资，将资本运作玩得如火纯青。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依旧是发展中的战国时期。

禹作敏造辞，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很长时间里，农民是中国的另类。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浪也没了，竟把城市淹了，农村包围了城市。

中国高层总在讲要缩小城乡差别，但真正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弄不到钱，但张宏伟行，1998年3月30日一贷就是3000万，10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过去农人的悲剧是陈永贵，后来是禹作敏。

1977年，禹作敏50岁，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如果大邱庄像小岗村那样搞联产承包，每人大约可以分到一亩盐碱地，那还是富不起来。旧社会，大邱庄的两家地主老财都还吃糠咽菜呢，富人都是在天津城里有工厂有商号的。

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是办轧钢厂，禹作敏动员全村集资10万元。后大邱庄火起来了，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0倍。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禹作敏虽只粗通文化，但有句名言：“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禹作敏是庄主，是企业家，是全国政协委员。膨胀了。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 年，再后死于刑内。

所有的发财都应在法律的底线内。1992年经济热，物价涨，百姓已不会再像1988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年息24%且随时兑取（当时银行活期储蓄年利率只有1.8%）为诱饵，加上传媒帮忙，仅半年就非法集资人民币10多亿元，波及全国17个城市的10多万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贪污300万元和行贿25万元（当时没有非法集资罪）被处决。同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5.2万余元和贪污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1991年 10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3.6亿元；1994年7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32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亿元；1998年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5.8亿元。

朱镕基怒道，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

1993年3月，在例行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有一个新鲜事，两会代表委员报到换餐券时不用交粮票了。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但却是废除实施了40年的粮食计划供应和购销体制的先兆。

凡计划与市场，最表面最具象的差别便是价格的形成，是长官说了算还是市场来决定。中国30多年的计划体制，培养了两三代的官员和百姓对恒定的计划价格的忠诚，以至改革开放后物价稍有上涨，便民声鼎沸，直达中央。最著名的便是1988年闯物价关，大家以往家扛盐扛肥皂的方式投了反对票，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物价本是经济问题，在中国长时期却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以食为天，粮油价格又是重中之重。

及至经过1990年到1992年的经济低迷，物价大关已悄然越过，高层对物价问题依然极为谨慎。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宣布，32年中中国第二次上调粮食售价，从4月1日起每500克粮食售价上调1角1分。而此时，城镇居民早已不稀罕粮票了，早好几年拿粮票换鸡蛋换塑料盆了。粮票黑市价格也越来越低，1990年10月14日，北京粮票每500克0.27元，1992年3月14日只有0.06元了。

粮票终于“退休”了。政治使命完成后，经济才有发言权，价格才趋向真实。随后，像所有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一样，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日渐下跌。

在北京，申请一部固定电话曾要交“初装费”5000元，而移动电话话费也高得离谱。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电信价格，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后来电信价格果然降了许多，电话卡三五折地卖。如果说这是因为电信职工听从朱总理的教导，莫如说是几个电信大亨竞争的结果。

其实大亨们并不想竞争，垄断好，既赚大钱又舒服。几年中，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VCD到民航机票，大家都想玩价格联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唯利是图，挑拨离间，搅得这同盟总走不长久，全部鸟兽散。像过街老鼠，人们发声喊，还没动手，它就跑了。

倪润峰是长虹集团的老总，曾发起了一次次彩电降价大战。长虹集团是国有企业，早先还是军工企业，倪润峰心肠硬，主观是为自己，客观却是在越位、占位 ——一个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对彩电业的兼并重组之成就。就是倪润峰不上，也会有别人上，后面还有WTO督着。今天大家用上廉价的彩电，应该记住倪润峰。

嘉禾有一个说法，谁影响嘉禾发展一辈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在民众下海时，政府机构和官员也在下海，经商成为改革开放最热，“十亿人民九亿商”，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作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这等阵势，谁可与敌？

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1984年7月17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1985年5月23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层再次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

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则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区里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3月6 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3月14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和郑州馒头办有同样爱好的是湖北省武穴市政府。2001年7月4日，武穴市政府号召开展“武穴人爱武穴，武穴人喝武啤”爱心大购买活动，规定全市各部门一律用金龙泉啤酒作为招待用酒；全市所有财政供给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年内每人购买6箱金龙泉啤酒，譬如交通局356人，分配2136箱；中医院259人，1554箱；武穴中学269人，1614箱……

还有比“号召”更强硬的招儿。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县委书记，在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中强力行政拆迁，拘捕拒拆公民，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抗拒新闻舆论，引起众怒。嘉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谁影响嘉禾发展一辈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2004年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宝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湖南省对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中的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周余武被免职。

据说，周余武在嘉禾威信甚高，他对自己特别苛刻，有“盒饭书记”的绰号，对有过失的官员毫不留情，对普通百姓则热情关怀。然而，个人品质并不能保证执政绩效，勤奋疾走也许离目标越来越远。以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为例，如果上层没有干预，也许周余武能够成功，一个美丽的珠泉商贸城即将横空出世。但是，北京也许又要多了一群上访者。如果全国有一半的县出了周余武，北京会有多少上访者？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绩成本？

另一位官员的反思或许对周余武有点提示，此人是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15日，刘方仁案开庭。在庭上，刘说，我现在非常后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所说的“懂法”，显然不应是狭义的精通法条，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约束自己不贪污不受贿，而是以植于内心的法律意识和宪政精神去执政。为官一任，权倾一时，不仅要知道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应该知道为官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级官员，其教育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学法律或社会科学的？——前者注重的是技术是操作是执行，后者讲的是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与民争利，这是为官起码的禁忌。

黎子流笑道，靓女先嫁

开放，全球化，是中国人发财的一条新路。雷宇是较早的一个标志。他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给许多海南人创造了发财机会，末了丢了官。

1983年，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000多辆，已到货79000多辆，有10000多辆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就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黄鸿年是另一个利用开放发财的人。黄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80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1992年，机会来了，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注资分别是499．8万美元和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

与黄鸿年的收购相对应，“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到1995年10月，广州市长黎子流指出，广州在利用外资上要让市场、让股票、让利益，大家一起赚钱。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3万家合资企业评估，80%的中方企业丧失了90%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

西班牙埃尔切贴满了大标语，把所有亚洲鞋都烧光

黄鸿年要进来，中国人也要出去。在观察了朝鲜7年后，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决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货大楼是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位于平壤市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2004年秋，曾昌飚率领300名以温州商人为主的供应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及中国的轻工产品为主的综合商场。中旭集团投资5000万元进行改建装修，欲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中朝贸易基地。

曾昌飚与朝方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朝鲜劳动力便宜，营业员月工资只70元人民币。另外，中国供应商被允许使用持币证，可以将人民币带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币证购买易货商品，如换购铜矿石、丝绸等中国市场上的紧俏产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鲜官方汇率从以前1美元兑换2.15朝元下调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使中国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汇率与朝方结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乡陈九松就不大幸运。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9月16日下午，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陈九松也早早关了店面，但他这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此时被堵在了路上。一时间，一个个鞋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践踏、焚烧、哄抢，大火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愤怒源于中国鞋的廉价。西班牙企业生产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中国人生产的同样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西班牙报纸报道，由于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2002年埃尔切有12个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头7个月猛增到 26个，1000多工人失业。

报人宋铁军说，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链。而众多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的工资雇佣、用最低的价格出卖、满足最低的利润，这无疑是对生态圈的滥砍滥伐。中国乒乓球包揽全部项目的冠亚军无疑是对生态圈最彻底的破坏，于是潜规则就变成了明规则：球拍限制、发球限制、小球变大球，而这些明规则还制约不了中国，于是决赛就有了蛮横规则：中国选手必须与外国人打决赛。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 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中国鞋出口受阻，电脑受阻，但窝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国用棉量达到867万吨，占全球棉花消费量的36%，大量棉花进口。中国棉打不过洋棉，不仅输在质量上，更输在价格。2004年国产棉比进口棉每吨贵721元，2005年就更贵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种不出便宜的棉花？据说，这主要是由于进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补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目前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约42%，2005年美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45%。美棉为什么这么红？因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国棉花补贴总额达27亿美元，占全球棉花补贴总额的67%。据说，几年间，中国棉农丢了180亿元的收入。

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豆。

柳传志闷喝，联想是我的命，复出义不容辞

兰世立的梦碎了。2009年8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东星航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是最坏的结局。

东星航空2005年设立，是中国第4家投入运营的民营航空公司。2008年下半年起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航空业亏损已成定局，东星航空亦资金链骤紧。 2009年3月15日，由武汉市政府申请，东星航空停飞，政府部门坚持认为，东星航空负债巨大，缺乏重整的基础和价值，死了算了。武汉方面何以如此绝情？据悉，东星航空成立之初曾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东星航空的创始人兰世立此前是湖北省委机关干部。之后，兰世立张狂冒进，间有一些涉嫌违规的经营举措，加之东星集团与武汉市交委下属企业在合资经营高速公路项目上出现纠纷，这些都使双方关系渐远。今年初，武汉政府邀请中航集团重组东星航空，兰世立在签约前夜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政府焉能不怒？遂生促死之心。

这样，当一个地方民企扩张剧烈局面可危，却又得罪了地方政府，它自然不能指望像国航等国有民航大佬那般屡屡得到政府的呵护，只好死去，大家都干净。

东星航空是被全球金融风暴打翻的，江苏铁本是撞上了宏观调控的枪眼上的。这两者有相同的地方，初始都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后来，东星航空被政府抛弃了，而铁本原董事长戴国芳是与常州市官员一起倒下的。2003年，铁本新厂是一个规划建设总产能840万吨、预算投资过百亿元的钢铁厂，但这个项目施工9个月后就被国务院会议叫停，被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2004年4月戴国芳被逮捕，直至2009年4月17日才恢复自由。铁本新厂已投入资金26亿元，工地至今仍是一片荒芜，占用土地面积6541余亩，这些土地已经不能复耕。这也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果。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前20年多是国退民进，后10年则反过来了。山东钢铁和日照钢铁，一个亏损，一个赢利，但前者兼并了后者，因为前者是国企，后者是民营。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这费了多大的劲儿，如今要收了，看来很容易嘛，一纸红头文件。

山西煤炭是另一个国进民退的故事。在1980年代胡耀邦时代，中国高层提出煤炭“有水快流”，之后村镇小煤窑大批上马，集体挂名，个人经营。之后民富了，县富了，但资源开采浪费严重，安全事故不断。从此，山西官员便在人民币和安全生产之间痛苦选择。2007年山西临汾市连发余家岭、蒲邓等大型矿难，12月5日，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105人死亡，刚履新的山西省长孟学农随即向全国人民道歉。2008年9月起，山西省政府要求省内几个国有大型煤企兼并整合小煤窑，显然，这是一个国有大煤企吃民企小矿的战役，让煤老板成为历史名词。据说，权势者闻听急飞山西，从煤老板手里接矿转手给国有大煤企。对煤老板来说，比直接被国有大煤企收购多得些实惠；对权势者来说，煤炭资源评估、验收等都相当活泛，转手差价可观；对国有大煤企来说，不能也不必得罪权势，多付几个少付几个不算个事。只是，一场整顿下来，不知倒下又几人。

联想似乎是个例外。2009年年初柳传志复出联想一线，闷喝：“联想是我的命，复出义不容辞！”8月，中科院国科控股将联想控股29%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一个月后，民企泛海控股集团以27.55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中科院持有的联想控股29%的股权。　　如此，中科院占股36%，联想职工持股会拥有35%，泛海又拿走29%——中国最著名的民企，联想控股64%不姓国。

25年前联想成立时也是国企。当时中科院出资20万元，持有联想100%股份。1993年联想成立职工持股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当时大家没把这当成多大的事，不过纸上财富嘛。从成立联想员工持股会，到股权流通用了7年，这是联想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从2000年联想分拆，联想控股成立，到引进泛海，用了9年，而最终联想控股上市，实现股权流通，还需要时日。但泛海的进入，联想的股权民营化，显然是联想完成产权改革第二步的促进剂。

联想不仅要做跨国企业，做百年老店，还要明确所有者权利，在众多产业国进民退的当下，联想却在民进国退，完成从国企向混合经济的过渡，这正是中国梦。

2004 年上市的TCL集团曾被视为前无古人的中国梦。TCL集团的前身是广东惠州地方国企。1997年惠州市政府与TCL集团总裁李东生签订了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TCL到1996年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超出部分，按不同比例管理层可获得股权奖励。5年间，TCL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10%。国有资产快速增值，管理层和职工的股权也在增加，持股比例高达42%。直至2004年上市，员工暴富。

TCL模式是用阳光的收入和阳光的工具实现阳光的MBO（管理层收购国企股份）。但此后，MBO屡被叫停，期间有香港学者郎咸平的一番指斥，更使MBO棘手。因此，TCL模式是难以复制的，几乎后无来者。

大家自问，咱有汽车了，但满鼻子的汽油味，快乐吗

有钱了，但不快乐也跟着来了。最不快乐的是贫富差别。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01年，有党组织收到《关于举办农村“三个代表”与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的通知》，研讨班调研考察路线为深圳——香港——澳门（四天三晚），每人4500元。显然，要想参加这个研讨班，党组织所在的单位得有钱。但对于拾荒部落党支部的党员们，这就让他们为难了。2001年3月21日，一个特殊的临时党支部在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诞生，13名党员有农民，也有当过村支书、民兵连长的，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如今流落到黄石以捡破烂为生。

2005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农民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简单的农民数量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缺吃少穿，更集中的反映是农民货币收入低下、增长缓慢。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合理的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应该是1：2。而2001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是2366元，城市居民收入中可支配的货币收入是6860元，表面差距为1：3，实际不然：在农民的2366元中还有40%是实物收入，未卖出产品也折算为收入。因此，农民真正的货币收入只有1700多元，而1700多元中还有20%用于第二年的生产性投入，最后只剩1400多元可以购买工业消费品，这与6860元相比，差距超过1：5。问题不仅于此，城市居民还有隐性的福利收入，加在一起超过7000元。高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利益正受到质疑。

政绩是官员的命根。1958年大跃进的砸锅炼钢，后来的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等等，都曾被看作政绩。1994年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办法，提出了从经济、社会、精神文明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但后来被简单地归结于GDP。

GDP是官员创造的，也是官员把它推向极致的。

中国GDP增长有三个奇怪现象。一是经济高增长20多年，但中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而日本、韩国等高增长20多年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GDP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和技术产业的快速升级。二是投资率高，一般都在35％以上，近年更高达50％。其他国家投资率一般在30％以下，美国只有15％，消费是GDP的绝对主体。还有一大问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料显示，中国资源综合利用率只有33％，低于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主要产品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GDP是中国的9倍，用水量却与中国相当。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中国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和40％的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到全球的4％。

官员们迷恋GDP，不是少男少女们天性使然情窦初开，而是利益所致。中国高层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首要的就是要破掉官员们的政绩命根子，毁掉乱念歪念GDP的动力。

旅美学者薛涌认为，中国要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因为世界经济要围绕着美国人的钱包来运转，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渐渐主宰了世界。然而，这一图景应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这个最大规模的经济将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生活方式的塑造者。遗憾的是，最近20年，中国越来越热衷于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丧失了在生活方式上的创造力。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拥挤、资源匮乏的国家，特别是在没有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证自己的能源供应的情况下，根本不适合发展美国这样消耗能源和土地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都希望扩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力，一个节俭型而非浪费型的经济模式，对处于生态与能源危机的世界更有感召力，中国人应学会塑造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当资源和环境问题不堪忍受时，生态整体主义便生成了，其核心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

经过30多年的辛勤劳作，大家都觉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认真：拿数字来！以人均GDP来说，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仅如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核算体系HDI，以此衡量，中国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仅有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等发达国家，香港第25，泰国59，朝鲜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中国靠前。

这个HDI不是单单看挣了多少钱，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扫盲率、社会福利、自然环境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许咱有汽车了，但到处堵车、满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质量提高了吗？快乐吗？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这个问题，市场经济的水，与计划经济的火，哪个能够解决？